[研究背景与意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媒体有两大叙事主题——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的里程碑，“入世”对于中国具有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从跨国公司到中国的领导层，从富足的城市消费者到贫困的农村居民，“入世”或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权力资本，或给予他们物质实惠，同时也可能让有些人更加贫穷，在这样一个如今看起来颇具争议的话题上，不同类别的媒体如何建构“入世”话语表达，媒体话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取向，作者试图通过“入世”这一个案来进行剖析。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阐述传播批判理论而著称的学者，本文在写作时继续了“去媒介中心主义”的立场，作者在分析媒体表达时更关注其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层联系，包括权力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等，透过最表面的媒体话语，抽丝剥茧将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国媒体商业转型、利益群体话语权分配和九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层层展露出来，体现出作者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广阔视野。

 本案例选自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全书共有四编：理论视野、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本案例位于第三编——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

 [研究问题]

      1，倘若中国媒体在结构上已在一定基本政治经济框架内日趋多样化，那么这种多样化结构如何表现在话语层面上？

      2， 倘若中国传媒系统已经淡化甚至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那么它又在拥抱什么新的意识形态取向？

      3， 在事关中国社会根本走向问题上，谁拥有话语权？谁没有？

[关键概念]

    新自由主义：

    相比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市场和资本更加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也称“原教旨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上坚决否定任何公有制，否定一切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战略上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体化，即所谓“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等等。自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从纯学术理论走入政治，成为主宰政治经济政策、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劲力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拉美化以及中国的“三农”、“下岗”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其中，‘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纲领的标志。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世界贸易组织（WTO）： 

    1948年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就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1949年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谴责GATT为“资本主义俱乐部”，一直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逐步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接轨，中国政府将WTO成员资格与一系列经济利益挂钩，比如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更多外商投资和出口机会。除此之外，加入WTO与恢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适位置”和获得“新的国际地位”紧密相连，它与近代以来的强国梦一脉相承，暗示着中国的重新崛起。

 [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1999年11月11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到达北京进行最后一轮中美关于WTO的双边谈判，至12月10日这个时间段作为分析重点。原因有二，首先，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无疑是“入世”事件的高潮，协议的签署也提高了贸易组织的合法性，强化了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事日程；第二，月末，WTO在西雅图召开重要的部长级会议时，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WTO抗议活动，观察中国媒体如何处理这一反WTO的新闻事件，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报界在WTO问题上对异样声音的包容度——对国外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包容度。

     作者选择的11种报纸包括3类核心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4种面向特定目标受众的对象报纸：《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以及5种市场化导向的报纸：《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证券报》、《中国经营报》、《南方周末》。这里的样本报纸都是全国性的且以北京为中心，《南方周末》则是在广州出版，作者坦承自己不得不省略了报纸地区差异这一重要层面的分析。

 

表1     相关文章在所选报刊中的分布

     本文重点采取话语分析方法，搜集、编码、分析了499篇新闻报道、背景分析和评论，从中厘清并解读各种话语元素，如：潜在与显在的内容、主题导向、新闻来源、呈现方式、分析单位与修辞策略。

     另外，作者还采访了十几位报纸编辑和媒体学者作为文本分析的背景资料。

 [资料收集与分析]

作者将自己的分析过程归为五个章节予以呈现，如下图所示：

图1   资料收集与分析结构图

实质性内容缺失，没有发挥信息提供功能

市场化为导向的报纸对谈判和协议的反应异常兴奋，用大幅照片和通栏大标题来营造戏剧性效果，比如《北京青年报》横跨1版月4版的大标题《签了！中美入世谈判》、《签了，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签了，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签了，这是一个冲刺的时刻》。但是新闻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协议具体内容却成为不可见的秘密，中国政府在谈判之后没有透露任何协议内容，以至于投入这么多意义和情感的协议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

新自由主义主义全球化成为理想归宿

在“入世”话题上，各类报刊齐心协力扮演了集体鼓动者的角色，分声部唱响WTO经济影响主旋律：机会与挑战并存，但机会多于挑战，或者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新闻纸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是市场经济促进民族复兴话语，具体表现可以由下面表格更清楚的观察：

表2  中国报纸如何构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框架

虽然中国报纸一致吹捧世贸组织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但是支持WTO的话语内部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党报含糊其辞地将WTO的影响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国企改革上，市场化报纸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热望——私有产权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引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仅是从外到内的压力，国内精英也借用外部力量来促进和实践其特定的政治经济转型战略。

  “老百姓”只是富裕城市消费者和股民

对消费者天堂的一致推崇和描绘大面积地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消费者将成为最终受益者”被当做常识包装起来推销给大众，然而报纸在讨论“消费者”、“老百姓”等概念时，其实只是在讲“股民”或者“富裕的城市消费者”，他们所议论的好处和农村居民或者贫困者没什么关系。

    新闻源

图2 《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新闻源分布

由上图可知，国外官员和跨国公司发言人占据了主要新闻来源，成为WTO话语的主要定义者，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党报和市场化报纸中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像WTO对中国工人造成的影响这样的议题。农业成为边缘化和点缀性的题目，《中华工商时报》用一个角落里的豆腐块文章告诉农民兄弟们“要动动脑筋了”，《农民日报》没有任何报道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经济个体的角度来阐述WTO对他们的影响，《工人日报》则完全依赖新华社话语框架来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总动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工人进行话语规训。

边缘化西雅图反对声音

总体而言，中国报纸几乎没有给西雅图抗议活动任何关注，注意到西雅图视为的部分报纸也采取边缘化的策略，弱化其影响。比如，使用法制新闻框架来报道抗议活动，《西雅图进入紧急状态》、《西雅图警方设立“非示威区”》，强调抗议活动的破坏性、不合法。再比如，用贬损轻视的语言描写抗议者的奇装异服与暴力行径，却绝口不提标语口号和抗议者所传达的信息。同时，西雅图抗议事件也给报纸提供了一个间接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出质疑的机会，出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视角，关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地位，但是，这些批评并没有对加入WTO 的迫切心情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

     针对上文提到的三个问题，作者做出如下回答：

     首先，在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权利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媒体扮演了新的动员者角色，本文研究的三类报纸各有分工，标志着更新了的媒体话语结构。党报继续沿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抽象的字眼，市场化报纸突出商界和消费者的利益，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传统的以工人、农民、妇女为特定目标受众的报纸几乎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们并不是不明白“农民是WTO协议的输家”，而是缺乏足够的象征性资源与经济资本为它们所代言的社会群体发声。

     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成为主导话语框架，而这种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被中国报纸包裹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之中。它们删除了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让加入WTO、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显得自然而然，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世界秩序中的合法位置，因此，协议的签署本身才是重中之重，至于签了什么，内容是次要的。

     第三，媒体记者、享有话语权的跨国公司和外国专家、股民和富裕城市消费者，这些受益者都心悦诚服地相信，中国加入WTO是一种福分，反对WTO的声音即便远在西雅图也逃脱不了被弱化的命运。在宣传全球化各种便利好处时，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这些话语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在全球化问题上的霸权声音，与此同时，却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表现在这里的，不是国家与市场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合力营造入世是“双赢”的舆论空间，合力挤压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空间，报纸宣称它所代言的老百姓只是股票持有者、专家、优越的城市居民，在这里，精英利益在普适性语言的乔装打扮下成为普遍利益。

[研究缺陷]

     透过作者张力十足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被媒体舞台上配合默契的新自由主义主旋律所悄悄掩盖着的霸权立场，这并不是我们习惯性以往的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表现在这里的反而是国家与市场两厢联手，在嘹亮的赞歌中没有一丝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即便是他们的专属“喉舌”也不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空间被有意无意地挤压了，媒体颇有心机地只说自己代表广义的“人民”，这“人民”却只是富裕的城市居民，农民兄弟、工人朋友的利益就这么被直接忽略了。

     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给当今世界及其传播格局打上无所不在的鲜明烙印，本文也是一个验证——中国媒体在入世问题上，几乎都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然而作者忽略了一点，今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对前人做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但有一点不能忘记——这种选择是否也有其合理性或者说必然性呢？如果是必然的选择，如果这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媒体自发的、主动的、必须做出的选择，再来批评当时的媒体做得不够好似乎有些不公平。